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从“苏作”“苏式”发展历程谈当代红木家具如何创新

    2019-03-05 14:35:02  来源:檀明宫  编辑:檀明宫  点击数:

   苏作家具简称“苏作”,苏式家具简称“苏式”。“苏作”或“苏式”,都是指明清以来以苏州为中心的江南地区生产的硬木家具。一般前者常偏重于讲家具的制作工艺、结构、品种和类别,后者则偏重于讲家具的造型、款式、装饰,艺术、风格、文化、品质。手工艺时代,家具制造采用的工艺和技法,往往会直接影响家具的艺术风格;家具的文化与品质也往往会产生特定的制造工艺和表现手法。这是社会物质生产在文化领域中呈现的规律。由此,“苏作”与“苏式”,好比一个硬币的两面,有着相互依存的不可分离性。其概念的内涵基本上是一致的,没有实质性的不同和区别。

  渊源及由来

  “苏作”渊源于中国古代木构建筑的木作,随着宋代建筑装修的发达,小木作工艺开始取得迅速提高。特别自明代起始,苏州地区大批园林的兴建,以及文人学士的倡导,家具日益广泛地采用优质硬木为用材,不仅提高了江南地区古代家具制造的木作工艺水平,而且形成了以“苏式家具”为代表的硬木家具制造体系,从而以其独特的家具造型形体、风格特征,竖立于世界家具之林。

  这类家具,旧时人称其谓“细木家伙”或“细器”,是今人所称 “明式家具”、“苏式家具”或“苏作(苏做)家具”的渊源及由来。

  今天,人们已清楚地认识到,登上中国家具历史高峰的“明式家具”,首先是以大木构架为基础,通过独特的架式形体,来展示家具的形式特征;并运用优秀的传统木工工艺,制作各类合理规范、极具造型意义的家具部件,来满足其实用功能和实体形象的要求;同时,在整体的建构中,创造性地采用各种相应的卯榫结构,每一件家具上,少则几种,多则十几种的卯榫设计组合,无疑成了木工工艺美妙无比的诗篇与和谐动听的乐章。

  如苏作家具用料上要求“木不离分”,构件尺寸的大小、比例,都必须不差一分一毫;赋予装饰意义的“兜料”、“包镶”工艺,更是精准巧妙,独运匠心。故旧时在行业中传说的“调五门”、“抽屉风”等生动故事,都是对民间工匠技能高超卓绝的赞美。从某种意义上说,由“苏作”开启的明式、苏式家具,是世界家具史上独具一格的“木作家具”的典范,它们以无比的艺术性,获得了永久的美学价值,受到了人们的高度赞赏。

 

  清代明式家具(苏作),鸂鶒(左)、紫檀(中)、红酸枝扶手椅(右)三例

  发展与创新

  到清代雍正、乾隆时期,以花梨木、酸枝木为主要用材的硬木家具生产,在全国已日益兴隆,出现了风起云涌的景象。由于各地区域历史条件、社会形态、经济文化、生活方式、人文环境等方面的差异和不同,家具生产呈现出不同面貌。

  如地处我国南海之滨的广东地区,采用优质硬木为原料生产硬木家具的时间并不太晚,但由于缺乏江南的地区条件和木作基础,家具制造一度未形成自己的特点。直到清乾隆时期,广州地区的家具生产凭借对外贸易发展的木材原料优势,才出现了一派蒸蒸日上的气象。广式家具称得上是中西文化的合璧。由此,这一风格很快影响到全国。

  同时,大致与广式家具盛行的年代相当,北京地区生产的家具,为了满足最高封建统治阶层生活和活动需要,常集全国之精华。宫廷内外使用的家具,从皇室到官宅,除选用高级的漆饰家具以外,高级硬木家具的使用,为他们增添了新的意趣。但统治阶层崇尚漆艺家具,故硬木家具也喜用雕刻、镶嵌、彩绘、戗金等进行极度装饰,使各类家具无不富丽堂皇,庄重繁复,显得格外富贵华美,由此形成了“京式家具”。

  当然,苏式家具的发展也很快地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。特别是乾隆以后,广式、京式风格对传统苏式家具发生了重大的影响,使苏式家具表现出了许多新的因素,产生了不少新的工艺,并创新出了一批新的品种和款式。例如扶手椅中的直背椅、云钩扶手椅,五花八门的琴桌,以及圆形类的凳子和桌子等等,都大大地突破了“明式”的一贯做法和形制。通过家具结构的变化,又进一步促进了传统细木工艺水平的提高。

  在装饰上,不仅摆脱了原先墨守成规的装饰手法,还运用各种多样的装饰材料,加强形体的视觉效果,增强艺术感染力。但人们不难看到,苏式家具几百年来的传统木作工艺几乎没有改变,直至今天,仍是我国红木家具制造生产的主要工艺和手段。

  显而易见,“苏式”、“广式”、“京式”三大家具流派,就此成为清代家具的特色,并统称为“清式家具”。从此,中国历史上明代中晚时期形成的“明式”家具已很少生产。其实,今天人们所说的“苏式家具”,在很大程度上指的就是清代时期的“苏式”或“苏作”家具。

  困惑和反思

  清式家具在全国盛行期间,产品多重雕琢,轻木作;重装饰,轻至质;重繁复,轻清新之风。着实对明式、苏式家具崇尚的文化属性和艺术属性,产生了极其严重的挑战。我们根据留传下来的家具实物和资料,可以十分清楚地看到,这一时期中国传统家具已从历史的高峰,整体性的走向一种衰势,许多以广式家具和京式家具为时尚的产品,严重地缺失了“明式”传统的优质基因,业已缺乏继续生发的活力和新机。

  由此,也引起了许多有识之士的困惑和反思,并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,文化历史发展中出现的这种现象,不因其所谓“新”而一概当成是先进的时代文化和发展,甚至视其为民族文化的精萃而加以提倡。上世纪七、八十年代,一度出现过雕刻有云龙飞凤、山峦叠嶂、飞禽走兽的整套红木家具,甚至将桌椅雕满“百子”、“百美”图之类的产品,土豪们如获珍宝,竟认为它们才是代表中国优秀文化的、所谓真正的“艺术家具”。这种低俗的鉴赏水平和平庸的审美趣味,一时造成了红木家具拙劣产品的肆虐和泛滥,造成了人力、物力和珍贵木材资源极大的浪费。

  清代广式家具红酸枝扶手椅(左)、清代京式家具紫檀木扶手椅(中),红木雕龙椅宝座(右)

  脱变和扭曲

  明式家具和苏式家具,雕刻只是装饰的点缀。木作与雕作(雕刻),分属不同性质的两个工艺门类,前者是木作的工艺和制造,是硬木家具对用材加工所运用的造型手段和表现形式,遵循的是遵循木材本性进行“制器”的技艺与科学;采用的是中国传统艺术中独特的、以线为造型语言的物质创造。而后者则是一种艺术手法,是人们主观世界的精神意志,或木、或石、或金属等等,都可通过各种材料去体现一种独立的艺术形态、思想和情意。因此,当家具追求雕刻艺术去企求进行“造器”时,往往造成了对木作架式形体的异化,从不同程度上改变木作的构造和形体;或者家具装饰过度,繁褥累赘,华而不实,功能出现本末倒置,使我国传统木作家具在文化属性的意义上,发生脱变和扭曲,更是完全背离了它的实用功能和使用价值。

  历史的事实也已证实,是“清式”家具的广泛流行,直接导致了我国“明式”家具在发展中的不进则退,在社会生活中的日趋消亡;直接导致了我国传统家具文化和物化精神的衰微。

  总之,是极度提倡清代家具的所谓华贵,才失去了传统木作家具文化中蕴涵的“出水芙蓉”般的典雅,“白玉无瑕”般的纯真,以及 “天下莫能争之美”的 质朴品质。

  成长和振兴

  面临当前我国红木家具的现状和未来,我们认为,只有坚持倡导“明式”木作文化的振兴,赖以精美绝伦的传统木作技艺,才能再起中国红木家具新时代的灿烂和辉煌。这倒不是只要打起“新明式”、“新苏作”、“新古典主义”之类的旗号,就能如愿以偿的。更不是去追随目前种种自圆其说的“新中式”,就是红木家具在新时代的“创新”。

  应该清楚地认识到,当今世界的现代家具,西方工业革命造就的“简约式”家具,它们也是特定历史时期、特定国家和区域出现的特定文化现象。它们都以自己的方式,体现着自身的价值和意义。其中,许许多多是借鉴了中国明式家具“艺术性、手工、设计、造型及多样变化的款式”而“中为洋用”的“新”,这一成果的效应是显而易见。

  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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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西方工业革命造就的“简约式”家具——中国椅

  可是,有人竟然认为,它们才是现代设计和现代家具的潮流和引领者。我们则感到,这似乎成了舍本逐末,无论是精神方面还是物质方面,“明式”家具的文化精华,才是文明宝库中永恒的财富。明清以来所出现的种种家具文化现象,有时代的差异,也有区域、民族的差别,这种差异和差别,只要我们民族文化魂归故里,那么,或迟或早,新时代的红木家具,仍将茁壮成长。

  几百年来,家喻户晓的传统红木家具,在此起彼伏的时代浪潮中,需要坚持文化自信,有了这种自信,才会沿着中国家具发展的正确方向,迎来新的局面,展现出多姿多彩的美好前景。